在中国9０多年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这些错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而1930年二打长沙便是由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坚持进攻中心城市“左”倾盲动主义思潮影响下所作的战略误判。

　　红军一打长沙后不久，李立三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央要求红军再次进攻长沙。8 月24 日，潘心源亲自率领红三军团的第五、第八军及浏东地方武装为中路，于28日进抵长沙东南郊外三十里的枫树河、新桥、落霞坪、菱中铺、龙头铺一带，对长沙形成包围态势。但守敌却连续数日坚守工事不出，让劳师远征，企望速战速决的红军官兵恨得咬牙切齿。

　　直到9月3日，潘心源从总指挥部获悉守敌指挥部为给守城的敌军鼓气，打破被围的困境，将以10个团的兵力从红三军团当面之地猴子石出击，才感到真是喜出望外，在总指挥部的支持下，马上进行歼敌部署：由红三军团一部担负监视正面敌人的任务，另外协调红一军团在敌出击线西侧，对敌进行伏击。是役，毙敌600余人，俘敌团长两名及士兵1000余人，缴枪1000多支，并击伤其旅长陈渥及两名团长，余敌狼狈溃逃，龟缩于猴子石阵地内，此后再也不敢反击。

　　尽管红军后来想尽办法，多次突击、甚至采取“火牛阵”，攻城均未奏效。反因补给日益困难，而敌人增援日多，形势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和朱德以及潘心源等总前委领导说服了党中央的代表和红一方面军的少数干部，才撤出战斗。

　　客观而言，攻打长沙虽然是党和红军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对攻占中心城市建立城市政权并谋求成为党领导革命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所作的尝试之举，当然有一定的意义。但是，面对强敌，却把分散在农村的弱小红军集中起来，进攻大城市，进而妄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不仅未能攻下省垣，反而导致损兵折将。尤其是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如，仅浏阳农民自卫军近千人编入红军两次攻打长沙就牺牲了数百人。另外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使包括浏阳等多个县区乡党的组织遭受破坏，长沙周边党的力量从此一蹶不振。看着昔日自己亲自参与组建的党组织在“左”倾冒险主义的强令下被摧毁，而众多战友也所剩无己，潘心源不禁怒火中烧，狂呼若雷。情急之下，赋词一首：

　　西望长沙，湘江逆流五月急，魔鬼舞，深仇似海，怒眦欲裂。洪流今又卷高潮，红旗千里蔽日月。正扬鞭驰马指危城，扫妖孽。

　　捣魔窟，且慢着，夺五省，谈何易？挽狂澜既倒，有赖贤哲。巨龙掉头东入海，碧波万顷任游弋。待洪涛掀浪撼孤岛，斯可矣。

　　无独有偶，正当潘心源强烈寄希望于那些党内领导同志能够审时度势，从失败中汲取教训，重新壮大革命的武装力量之时，193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标志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开始在中央占统治地位。不久，为了使这条“左”倾路线得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中贯彻。中央派出代表团对苏区高层领导进行考察。中央代表在考察中获悉潘心源一直拥护的革命路线，主张向敌人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不赞成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不赞成把敌人挡在根据地大门外同敌人硬拼；主张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得到发展，不赞成超计划性的扩红…… 于是对潘心源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和横加指责。

　　恰巧在1931年12月，周恩来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因潘心源在担任中央巡视员期间曾多次往来于上海与苏区，故与周恩来相当熟识。在此情境下，潘心源将心中的忧虑和苦闷向周恩来作了倾诉。

　　周恩来对潘心源的革命忠心以及领导能力都非常了解，为了鼓励潘心源继续干好革命工作，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激励潘心源到基层和一线经受锻炼、接受考验、建立新功，周恩来亲自安排他又一次以中央巡视员身份，赴浙南地区工作，同时任命他兼任浙南红十三军政委职务。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后人泪满襟！”就在潘心源走马上任后不久，因叛徒出卖，不幸在浙江玉环县被捕，牺牲时年仅27岁。就在他牺牲后的不久，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为此还专门刊发了讣告，并辟出专版刊登有关文章悼念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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